亚当·舍沃斯基：瘟疫时期的生活（下）

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作者 王也/翻译 （点击此处回顾前文） 五、做好准备 4月11日 无论是哪里的政治反对派，都在批评现任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准备不足。事后看来，很明显我们没准备好。但事前呢？如果执政的是反对派，他们会准备得更好些吗？在某些国家，我们有证据表明这确有可能：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特朗普解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防止疾病传播的部门——一项奥巴马时期的遗产。但让我们从更一般的角度来想想这个问题：一座城市应当把救护车数量维持在怎样的理想水平上呢？救护车是要花钱的，也就是说有机会成本。具体来说，美国每辆救护车的价格在8万到20万美元之间，取决于型号和装备。纽约市的庇护所收容每个无家可归者的成本大约是3万8千美元。每顿学校午餐的成本是1.75美元。这意味着，给定预算约束，每增加一辆救护车，庇护所能收留的人数将减少2.2到5.3人，而学校午饭要缩减48000到114000份。很明显，究竟理想水平是多少，取决于我们有多重视在紧急情况下能赶到医院这件事。然而，答案肯定不会是能应付任何可能情形的水平。这超出了所有政府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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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舍沃斯基：瘟疫时期的生活（中）

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作者 王也/翻译 （点击此处回顾前文） 三、操纵还是幻觉？ 4月1日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政客所说的话。我们时常会怀疑他们又掩盖了坏消息，夸大了好消息。何况，我们希望他们撒谎，希望他们能把未来描绘得比我们所期望的还要美好。正如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中一句口号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许诺”。想象一个政治家说出“事情越来越糟，我们无能为力”这样的话，那他/她肯定一票也赢不了。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均衡：我们希望政客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希望他们撒谎，所以他们才撒谎。但是，政客们传达虚假信息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他们并非试图操纵我们，只是确实抱有虚妄的信念。由此，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话题：面对新冠疫情的爆发，世界各国领导人到底如何反应。 法国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武汉有人正在死去。事实上，早在1月3日，中国外交部就告知了各国政府武汉出现神秘疾病的消息。人们那时不知道的，是病毒是否会传播到中国以外，以及它到底有多么危险。截止到3月7号，全世界总共有87500起已知的感染病例，但其中80000起是在中国。法国当时已经有130人感染，2人死亡，政府也采取了初步的温和措施来遏制疫情：最近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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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舍沃斯基：瘟疫时期的生活（上）

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作者 王也/翻译 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现为纽约大学政治系荣休讲席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他出生于二战时期的波兰，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亲身经历了1973年的智利政变。他一生致力于对民主理论和民主化的研究，出版著作十余本，其中《民主与市场》《市场与发展》等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必读之作。2010年，他被授予政治学的最高奖项Johan Skytte Prize。 自疫情开始以来，闲居在家的舍沃斯基教授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记录他对于时代的观察和思考（https://sites.google.com/a/nyu.edu/adam-przeworski/thoughts）。经作者授权，政见团队在此连载其中文版（精华版先前已发表于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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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源远：中国跳出贫困陷阱到底靠的是什么？

图片来源：新华社 【精彩观点预览】 ◆经济影响制度、制度也影响经济。如果坚持将共演过程理解为线性因果，会遇到“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传统理论是有“第一世界偏见”的，认为西方的经验是普适的，而非西方的经验则是另类的。 ◆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崛起靠的是集权、控制和大型的国营企业。事实恰好相反。 ◆有效的适应不是单单分权、再加上实验，就可以实现。他还需要多方面的制度设计，包括配套改革，调整政策的灵活空间，明确目标和奖励，创造契合等等。 ◆传统对发展的理解，把经济体看作机器、把问题看作故障。这种视角缺乏系统层面的思考。 ◆研究需要分工，有些人做的是微观理论的验证，而有些人则是做基础性的世界观、宏观图景的理论分析。二者完全可以共存，而且更应该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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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世界性瘟疫：1918流感大流行

图片来源：路透社 从厨师开始的流感 时值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进行到第四个年头。欧洲的战事在消耗了上百万年轻人的几场大战之后，渐渐陷入胶着。 在大洋彼岸，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前一年已劝服国会加入战局。在宣战之后，美国马上通过了义务征兵法，响应者众。美军的人数在短短大半年的时间内，从十余万人激增到四百万人。 募兵是一回事，想办法安置这些新兵蛋子则是另一回事。比如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州的瑞丽堡（Fort Riley），此处原是个小地方，时至今日也不过只有万余人在役，当时却容纳了五万余新兵接受训练，为美国在法国的军事行动做着准备。为了在这么个小地方养活那么多人口，瑞丽堡的后勤部门也是动足了脑筋，甚至在堡内养起了猪和鸡。 可惜的是，即使想尽办法，当地后勤部门想要照顾好五万个小伙子还是有点吃力。1918年三月，瑞丽堡的厨师阿伯（A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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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在香港：五波疫情背后的不同阶层

香港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在4月中旬之后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香港地区每日新增病例数，来源：谷歌 香港疫情的传播轨迹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和湖北以外的内地城市相比，香港由于无法采取“封闭式”管制措施，给病毒传播提供了一定空间，而病毒传播背后的人口流动轨迹又勾勒出一幅令人深思的社会阶级图景。香港的这些情况，在春节期间严格管控人员流动、几乎彻底关闭省际交通的内地城市间是不存在的。 更何况，香港严格意义上一共经历了五波疫情：第一波是春节前由湖北地区来港输入，第二波是春节后本地传播，第三波是3月上旬的海外旅游输入，第四波是二次本地传播，第五波是3月中旬的海外移民回流输入。目前来看，由于港府在3月25日颁布了严格的入境限制措施，再加上香港社会的配合，海外输入和本地传播都得到遏制，暂未出现“第六波”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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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种族与劳工政治如何撕裂美国工会

图片来源：flickr/Bastian Greshake Tzovaras 在当代美国政治的版图中，工会似乎总与进步政治相联系。支持劳工工会行使权利和罢工的往往是民主党和进步派。共和党和保守派则采用行政立法等手段，试图提高普通工人加入工会的成本，限制工会的数量及其集体谈判的能力。目前，美国拥有“工作权” (right-to-work) 法律的26个州，基本上为共和党的优势地带。2018年著名的Janus诉AFSCME一案中，保守派主导的高院以5比4的裁决站在了保守派一边，判定公立部门工会不得强制非会员缴纳代理费，严重冲击了公立部门的劳工动员。 美国历史上的工会和种族主义 美国建国史上，工会的角色却要复杂得多。杜博依斯早在1935年《美国黑人的重建》中，就归纳过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的两类劳工运动：支持废奴和保障黑人劳工基本权益的运动，和提升白人工人阶级，特别是欧洲白人移民待遇的运动。前者承认并试图消除种族主义，却缺乏阶级视角；后者用阶级视角来动员工人，却充斥着种族主义色彩。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中，阶级话语和种族平权视角间尽管存在交汇，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紧张甚至偶尔互斥的关系。当代劳工史学者David...

Aug 2019

选举在减少不平等方面无能为力——专访亚当·舍沃斯基

王也/翻译 本文翻译自今年6月13日刊登于英文学术博客Phenomenon World的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专访。在此次访谈中，博客编辑Maya Adereth（下简称MA）同就职于纽约大学的著名比较政治学家舍沃斯基教授（下简称AP）探讨了他学术生涯的发展，以及他对于选举、社会民主、新自由主义，乃至当今世界的看法。政见获得授权对原稿进行翻译与转载。译文见下： 【原文按语】 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相伴而来的，是“占领华尔街”、各类广场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社会运动的复兴，以及与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旨在实现财富和政治影响力民主化的政策纲领。这些运动植根于国际性的激进传统。但是，在整个20世纪，这一传统一直因其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联系而备受指责。在西欧，劳工运动曾经通过瑞典社民党、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等政党表达了其政治诉求。但这些政党随后遭到了他们所代表之运动的广泛批评，被认为为了跨党派的妥协而轻视了民众的需求。而且，尽管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Aug 2019

使用电动汽车可以帮助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吗？

图片来源：flickr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研发和推广电动汽车，试图用电动汽车取代传统的汽油和柴油等内燃机汽车。中国政府这一举措主要是为了遏制严重的空气污染对公民健康带来的冲击，并减轻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和可能导致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底有500万辆电动汽车上路，2030年达到8000万辆。 中国政府能实现大规模推广电动汽车的目标吗？大规模使用电动汽车能否真正帮助中国实现减排？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雄心勃勃的电动汽车目标和潜在的制约 研究者指出，自2012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广电动汽车研发和制造，中央及相关省份及城市还对电动汽车的研发和制造予以大量补贴。这一政策有利有弊，特别是导致了电动汽车行业出现泡沫，但也加大促进了电动汽车产业发展。2015年，中国电动汽车年产量为25万辆，2016年41万辆，2017年66万辆，年平均增长率约为60%。...

Aug 2019

“农民上楼”如何影响基层治理

图片来源：新华社 近十余年来，中国启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民从传统村落住进高楼大厦，成为“城里人”。身份和居住环境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何改变？基层公务员的日常工作又因此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最近的一期《中国季刊》上，两位研究者通过在重庆、南通、德州三地的田野调查发现，这些“新市民们”往往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模式，基层公务员们也因此产生巨大的工作压力。研究认为，由于民众对于政府合法性的认同来源于其日常与基层政府人员的大量接触，这种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性，以及因此造成的基层权力的碎片化有可能会对政府的权威产生影响。 农民如何“上楼”？ 要理解“农民上楼”，需要从中国经济发展宏观历程和逻辑上着眼。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总税收占比从往年的30%左右增加到50%以上，地方政府为收支平衡不得不另寻收入来源，也就有了“土地财政”的横空出世。研究显示，无论是土地出让金还是交易税，亦或是将土地出售或出租都可以让地方政府获利。同时，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成立融资平台，把土地作为抵押物来获得银行贷款。...

Aug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