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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卡尔森: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为其个人利益服务

【精彩观点预览】 ◆ 我认为关于特朗普对华政策最清晰的一点就是,他对中国的态度和行为背后往往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理由。 ◆ 显而易见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都一定要为其个人利益而服务,这是非常“物质的”和易变的。 ◆ 当下我认为太平洋两岸的人民都逐渐走向一种趋势: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对岸的那个国家,并且对于任何本国的批评都显得十分敏感。 ◆ 放眼全球,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问题在现在显得愈发重要,但是在10到20年前的国际关系学界这并非是特别重要的议题。 ◆ 疫情期间令人震惊的是:全球各国缺少集体合作和共识。显然美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总统甚至让美国退出了WHO。 在美国研究中国外交的第四代学者中,康奈尔大学政府系的艾伦·卡尔森 (Allen Carlson) 教授是比较知名的代表人物。他从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在是康奈尔中国与亚太项目的主任以及东亚项目的顾问。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政策,国际关系,以及亚太安全。...

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几何?

1967年,新疆罗布泊,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之后,核试验厂区的工作人员一齐欢呼。 军控问题最近突然成为中美一系列矛盾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企图将中国拉入美俄军控谈判,以取代即将到期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方则对此明确表示,除非美俄同意将核弹头削减到中国的水准,否则不可能参加美俄之间的军控谈判。 那么,中国的战略核能力到底有多强?到底有没有“资格”参加美俄军控谈判?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日强副教授在《国际安全》上发表的论文显示,中国核反击能力既不同于美俄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也非英法等中等核国家的“最小威慑”,而是基于一种“模糊报复”战略。在这一“模糊报复”战略下,中国虽有能力在遭受强敌核打击后实施核反击,但效果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战略核能力水平相对有限。 三种核反击场景 研究者指出,相较于美俄等时刻保持核武器处于可发射状态,中国的核武器在和平时期的日常值班状态下核弹头与发射部是分离的,只有在危机或战争时期计入作战状态进行全面警戒时,核弹头和发射部才会组合——这其实是中国核态势最重要,也往往被西方忽视的特征。在和平时期及战争时期,中国导弹部队核导弹发射装置的具体部署和武器配置也有明显不同,这都对中国核反击能力造成影响。...

是什么造成了民主衰落?

戴高云/文 21世纪以来,大量新兴民主国家相继出现了政权解体、民主质量下降、民主发展停滞的现象,西方民主国家也遭遇了民主信任危机和治理危机。尤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的上台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可能走向威权主义的担忧,政治极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更是让美国的民主面临着巨大挑战。而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美国抗疫的失控也从侧面透露出美国民主衰落的迹象。弗朗西斯·福山在疫情期间就撰文指出,美国在新冠疫情面前应对乏力,根源在于美国的“政治衰败”。 民主衰落也日渐成为政治学界集中关注的话题,关于民主衰落的研究层出不穷。著名的《民主学刊》在2015年第1期即以“民主衰落了吗”作为话题,福山(Francis Fukuyama)、戴蒙德(Larry Diamond)、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普拉特纳(Marc...

反对党会不会有一天不再是「副驾驶」?——新加坡2020年选举观察

图片来源:Getty 在7月10日结束的新加坡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赢得93个议席中的83席,成为议会的多数党。表面上看来,人民行动党仍然取得大胜,延续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不败的战绩。但事实上选举结果显示,新加坡社会未来会否一如既往继续支持人民行动执政,恐怕是存有疑问的。 新加坡的选举:公开、竞争但不公平 这里需要简单概括一下这次选举的背景和新加坡的选举制度。由于自2004年开始执政的李显龙已经表明不会继续担任总理一职,将由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王瑞杰接棒。因此2020年选举的大背景是人民行动党的一次领导班子的交接。人民行动党对于这次选举特别谨慎,并且因为掌握随时解散国会的权力,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有利自己形势的时间才举行选举。所以,即便从去年开始就传言会举行大选,但实际上最终直至今年6月23日才宣布解散国会。...

美国社运版图,与黑人组织斗争的前世今生

美国明州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压颈致死,引发全国至少140个城市爆发抗议示威,少数城市出现了激烈的暴力抗议。伴随过去已长达两周的抗议,已有一系列复杂的话题被广泛讨论。 7月4日,在纽约文化沙龙和湾区文化沙龙主办的“种族问题和撕裂的美国社会”线上系列沙龙的第四期中,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夕岸以《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为题,对美国黑人运动进行了历史脉络梳理。讲座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谈及为什么特定的社会抗争和国家暴力的历史被淡化甚至抹除,以及民权运动衰落后黑人权力运动对民权运动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超越。其次是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移民所激化的种族与阶级矛盾如何在过去一百多年不断撕裂美国的激进主义传统。最后进入这一波“黑命攸关”(Black Lives...

【研究手记】我做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用?

图片来源:TAH – Vancouver To Y, missing the days with you. 前些日子,我的研究《政治竞争与征收房产税的两种模式》(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wo Modes of Taxing Private Homeownership: A Bourdieusian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tate)在期刊《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上发表了。具体的研究内容,可能不太适合在公共平台上介绍。不过,作为自己独立完成的第一项研究,推进这个研究的过程确实迫使自己思考了很多超越研究本身的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可能是「如何定位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的问题。我想,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过程分享出来,或许本身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民主全球滑坡:危机从何而来,将向何去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To Z, missing the days with you. 未来的美国会不会变成一个独裁国家?这一直是为政治学者和科幻作家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一方面,作为第一个现代民主政权,美国的政治框架建构于二百余年前,未必能适应当今时代的快速变迁;另一方面,正如胡安·林茨(Juan Linz)所指出的,总统制民主在危机面前更为脆弱:权力集中于一人,而且重组政府的时间不能灵活调整。历史上,美国也确实出现过如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危机,所幸在国会、媒体和舆论的共同作用下,体制本身并未受到太大创伤。 然而,自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任以来,坊间对美国民主崩溃的忧虑,似乎在一天天变得更加实际。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对民主政治的传统支柱之一——新闻媒体——大肆抨击,并拒绝承诺在败选之后接受结果。上任以来,他对于媒体的攻击变本加厉,还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为虚假新闻推波助澜。在他的整肃下,司法部已然沦为了党同伐异的工具:自承有罪的弗林将军被免于起诉,而正在调查特氏家族盟友的曼哈顿检察官则遭到解职。在国际事务上,他跟一众独裁政权打得火热,反而和民主世界的盟友龃龉日深(参见博尔顿的新书《The...

理解中国军事策略变化,有这样两个关键因素

图片来源:ncuscr.org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军事战略发生了多次变化。军事战略是大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诸多视角都可以对军事战略的改革给出合理的解释,例如国际局势以及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武器工业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等等。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M. Taylor Fravel教授在2019年出版的书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中提出了两个理解中国军事策略变化的重要因素:当前国际上的实战中是否有新型战争形式的出现,以及党内高层是否存在共识。 中国的军事战略变化 研究者指出,自1949年以来,中国一共出现了9种战略方针(见下表,翻译自书中第34-35页)。 至于如何衡量军事战略的改革是否重大,一方面需要观察这个战略本身是否明确表达了对战争新形态的描述,以及对军队的备战模式做出改变。另一方面,是否能观察到军队内的组织结构,行动方针,训练模式等具体行为的改变也至关重要。...

贾雷德·戴蒙德:国家如何应对危机?

贾雷德·戴蒙德/文 曾楚媛/翻译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全球知名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戴蒙德曾以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荣获1998年普利策奖及英国科普图书奖,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种黑猩猩》也曾获英国科普图书奖。 在新作《剧变》中,贾雷德·戴蒙德再一次回归历史,尝试解答危机应对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重要命题。以下是该书部分内容摘录。 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经历一场个人剧变或危机,有的人还不止经历一场。有些危机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化解,有些则不行。同样地,国家也会遭遇危机,有些危机可通过国家自身的变革而顺利解决,有些则不行。 个人、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比如个人遭遇离婚、丧偶,或者是一国受到他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来自内部压力,比如个人身体不适,或国家内部出现纷争战乱。不管应对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压力,都需要选择性地进行改变,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亚当·舍沃斯基:瘟疫时期的生活(下)

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作者 王也/翻译 (点击此处回顾前文) 五、做好准备 4月11日 无论是哪里的政治反对派,都在批评现任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准备不足。事后看来,很明显我们没准备好。但事前呢?如果执政的是反对派,他们会准备得更好些吗?在某些国家,我们有证据表明这确有可能: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特朗普解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防止疾病传播的部门——一项奥巴马时期的遗产。但让我们从更一般的角度来想想这个问题:一座城市应当把救护车数量维持在怎样的理想水平上呢?救护车是要花钱的,也就是说有机会成本。具体来说,美国每辆救护车的价格在8万到20万美元之间,取决于型号和装备。纽约市的庇护所收容每个无家可归者的成本大约是3万8千美元。每顿学校午餐的成本是1.75美元。这意味着,给定预算约束,每增加一辆救护车,庇护所能收留的人数将减少2.2到5.3人,而学校午饭要缩减48000到114000份。很明显,究竟理想水平是多少,取决于我们有多重视在紧急情况下能赶到医院这件事。然而,答案肯定不会是能应付任何可能情形的水平。这超出了所有政府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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