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清末最后十二年，对立着的立宪派（梁启超）和革命派（孙中山），一主张学英，一主张学美。结果主张学习美式共和的革命派获胜，主张走英伦君宪道路的梁启超未能遂其所愿。历史这一页翻过去后，以《新青年》为精神主导的那个时代，学美学英都成了历史上发黄的一页，苏俄则成为中国新政治势力的取法对象。诗人徐志摩自始至终对苏俄抱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不但多次撰文批评，还在自己主持的报纸上就苏俄是友是敌的问题组织讨论。志摩批俄，有一个参照对象，那就是英国。这一点，他和他的老师任公一样，对英伦政治充满好感，尽管在那个时代学俄已是风潮，学英乃至英国本身都已成了一种落后的表征；但志摩不讳言“我是恭维英国政治的一个”。他在保持对苏俄批评的同时，还向国人介绍英伦政治，尤其是英伦民主政治。 徐志摩是1918年8月放洋留美的，1920年9月又从美国辗转到英国，1922年9月回归。去国四年，正好两年美利坚，两年英吉利。应该说，他对英国的好感远超美国，正如他写过康桥，却没有写过哥伦比亚。这里不能忽视的是徐志摩有关英国文字中对英国政治的绍介，洋洋洒洒而不失精准，很能体现诗人敏锐的观察力。 1924年12月出版的《现代评论》有一篇志摩批评英国的文章，叫作《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

《胡适的前半生》是2007年底《瞧，这人》的重印（只增补了两篇有关胡适的小文作附录）。书出来后，蒙《北京青年报》徒手兄不弃，要我写点文字，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我比较感兴趣，不妨在此作答。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从“百尺竿头掉下来”。 我们知道，胡适是凭借白话文运动暴得大名的，当白话文获得胜利之后，胡适转向社会政治问题时，便不受学生待见了。缘由很简单，胡适非但不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他自称是个“不革命主义者”），而且还主张“好人政府“，参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等。在学生看来，这是和军阀走到一起了。所以学生说“胡适之在中国最近的文学革命上有相当的功绩，但是他思想的进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与时代俱进了。”于是那些进步的学生掉头而去。比如，1925年北大一个学生叫董秋芳，开始还去找胡适。当胡适不能满足他，不赞成他（们）用手枪炸弹解决社会问题时，便送给胡适一句“百尺竿头掉下来”，就改换门庭直奔鲁迅而去了。董秋芳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以说1925年是胡适声望在青年学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后，胡适便再也不能抓住那些要求进步的学生了，正如那些学生一般也不再去读胡适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也就是说，在大陆的国民政府...

十二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自由迁徙一词是政府几十年以来的“首提”，故值得为之言说。本来自由迁徙是人类最古老的权利（之一），其实只要是权利都是古老的，当然这里的权利主要是针对与公共领域相比较而存在的私人生活领域。私域中的权利大都为自然权利，它和人的自然属性有关。比如眼睛有看的权利，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颜色都不应成为禁忌。嘴巴在吃以外，还有说的权利，除了伤害他人，世界上没有不能说的话，否则谈不上言论自由。心灵有信仰的权利，任何一种宗教，抑或迷信，甚至是别人眼里的愚昧，都是他或她的自由。同样，对于人的脚来说，也有其自由，就像飞鸟飞翔天空的自由、非洲草原牛马象逐走于大地的自由，这就是人类的迁徙权利。权利说到底，就是在不妨害对方的前提下，你有资格可以获得你想获得的东西，你有资格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你有资格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等等。如果没有人限制你的权利，你就是自由的；反之，你就处在一种被强制甚至被奴役的状态。 迁徙的自由既然是古老的自由，为何又会首提，因为我们经历过一个“权力全能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前，尤其是故往的农业文明时代，迁徙从来都是自由的。孔子的“乘桴浮于海”，孟子母亲的“孟母...

20年代的徐志摩在政治上是反苏的，但如果把“鲍尔雪微克”（布尔什维克）和徐诗人联系起来，人们一定很惊讶，这之间的距离不啻南极和北极。但，没错，1919年徐志摩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修经济学硕士时，虽想望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但当时他的同学就视他为鲍尔雪微克。这不止因为徐志摩的书架上插着一些苏俄的书；更因为他自己当时很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斯（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即欧文，笔者注）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这题目够我的发泄了：我立定主意研究社会主义。” 这段自述来自徐志摩1926年8月23日发在《晨报副刊》上的文章《劳资问题》。他后来从北美到英伦，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专门接触的也是工党那一派人物。不过他承认这是当时的一种时髦：“劳工，多响亮，多神圣的名词！”相反，“贵族，资本家：这类字样一提着就够挖苦。”可是，1922年回国之后，徐志摩并没有修成社会主义的正果，倒是原来的热情不断降温。毕竟1920年代的中国，大体还处在农业文明阶段，并没有一个成规模的劳资双方存在。“尤其是在北京一类地方，除了洋车夫与粪夫，见不到什么劳工社会，资本更说不上。 徐志摩1918年...

面对刻下中国由杜维明先生给我们勾勒出的三大思潮（第一个潮流是自由主义思潮，第二个潮流是社会主义思潮，第三个潮流是儒学的复兴），杜先生认为：“健康的情况是：在文化认同上是儒家，在经济调配上是社会主义，在政治安排上是自由主义。”这是杜先生近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13中国发展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表述。 这是一个“鸡尾式的组合”，不禁让人想起19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对自己思想结构的自陈：“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对此，有人表示困惑，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种激进形态，何以到了文化领域又成为保守主义呢，这是不是价值的分裂。丹尼尔·贝尔很自信：“我所坚持的三位一体立场既连贯又统一”，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认可。毕竟面对不同的领域可以奉持不同的价值，它们有差异但并不分裂。 两相对比，杜维明先生的表述和丹尼尔·贝尔如出一辙，其不同者在文化领域，杜先生把贝尔的保守主义具化为本土语境中的儒家。这是一个历史久远的文化传统，但在20世纪从五四和文革的历史中，它却遭到了颠覆性的诟病（五四）和摧残（文革）。以致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儒文化的复兴便...

诗人徐志摩生年不满三十五，但真正作为诗人存在也就十来年时间。且听诗人夫子自道“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nilton！（汉密尔顿，）”。这是1931年8月，诗人去世前几个月，为自己的新诗《猛虎集》作序时说的话。查诗人年谱，1920年10月，诗人虚年二十四，在伦敦结识了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于是开始迷上了小萝莉林徽因，同时也迷上了卿卿我我的诗（1921年开始写诗）。从此，诗与女人便形塑了徐志摩，这个形象一直流传到今天。 然而，诚如诗人言，在他二十四岁以前，他对政治（民约论）的兴趣远甚于对诗的兴趣。在诗与女人之外，如果我们要为徐志摩描绘一幅思想肖像（没有这幅肖像，诗人的形象岂能完整），则无法忽略他从1920年开始的言论表现，这些言论大抵围绕对苏俄的态度而展开。尤其是1920年，它是诗人结交小萝莉的开始，也是诗人对苏俄批判的初始（它跳跃性地持续了六七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段华章）。回首百年，苏俄问题乃是有关吾族国运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徐志摩海外问难苏俄的同时，1920年也正是国内《新青年》大力倾销苏俄制度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