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爱尔兰] 奇安·T.麦克马洪著，初庆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版，88.00元自十七世纪中期以后，几乎拥有爱尔兰全部耕地的英国地主只关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使大多数爱尔兰人只能依靠在小块土地上种植马铃薯来维持生计。1845年夏天开始传播的一种不为人知的病害使马铃薯作物大面积受灾，引发了越来越惨烈并且持续到1852年的大饥荒，爱尔兰岛八百万人口中有一百多万人饿死，近两百万人被迫移民逃荒。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不仅仅是天灾，同时也是人祸，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英国政府不但对大饥荒的不作为、援救不力，而且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要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因此至今很多爱尔兰人认为政府在知道饿殍遍地的时候而不作为、在并非完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不救援，就是对爱尔兰的种族灭绝，其行径与纳粹屠杀犹太人、奥斯曼帝国灭绝亚美尼亚人一样是犯下反人类罪。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移民潮由此产生，灾民们或单身或举家漂洋过海，逃离到处是饥馑与死亡的故土。虽然并没有发生过在村镇道路、交通要道上到处堵截、禁止逃荒等更为灭绝人性的人身暴力控制行为，那些逃难移民的道路仍然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辛与危难。爱尔兰历史学家奇安·T.麦...

赵高、李斯以及秦始皇去世后的继承危机，是《史记》最扣人心弦的故事之一。近来，因为北京大学藏汉代竹书《赵正书》的问世，这则故事又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比较《赵正书》《史记》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许多学者强调秦汉之际历史书写的丰富、多元，尝试揭橥正史之外的真相，“解构”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此皆拜新材料所赐，是二十世纪以来蔚为主流的“新证”之风。回顾过去有关赵高、李斯等人故事的众多讨论，宫崎市定《读〈史记·李斯列传〉》是作者研究《史记》的一篇力作，其具有示范意义的许多见解，至今仍光芒四射。作者认为，《李斯列传》的灵魂人物并非李斯，乃是堪称“魔鬼化身”的赵高。对于司马迁可能曾经寓目，在《史记》中却只有间接反映的许多文献，作者做出许多大胆、微妙，且丝丝入扣的推测。具体而言，他认为《李斯列传》背后的一个传统，乃将赵高描绘成赵国的一个孤臣孽子，或谓“赵氏孤儿”：赵高在秦始皇去世后的兴风作浪，目的是替赵国复仇。北大简《赵正书》的出现，为宫崎市定富有想象力的“假说”提供了一个检验机会。乍看之下，宫崎的观点似乎不受《赵正书》支持：《赵正书》对赵高几乎只字不提，所谓赵高乃《李斯列传》灵魂人物的说法，至少从新材料看来，似乎没有着落。以我所过目的《赵正书》研究而...

Madness and Death in Philosophy, by Ferit Güve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19 pp., March 2005二十世纪中期开始，“疯狂”（madness）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界的流行话题。至二十世纪末，在“疯狂”被过度言说后，相关讨论终于迎来了退潮。或许可以说，围绕“疯狂”的研究抚平了这类话题的激进本性。这一现状对于《哲学中的疯狂与死亡》（Madness and Death in Philosophy）的作者费利特·古文（Ferit Güven）来说，正构成了反思“疯狂”问题的契机：如果“疯狂”是现代性的表征，它为何迅速被工具理性压制，沦为学术研究的客体或对象？反之，如果“疯狂”问题具有哲学史意义上的重要性，那其在当代被提出的现象背后，是否涉及更深层的哲学史思维范式的转变？对前一种提问方式的怀疑，促使古文选择后者的路径来重新思考“疯狂”问题。借助“疯狂”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古文希望重新考虑“哲学”本身的构成与限度。他主张，“疯狂”并非终将让位于更流行话题的现代产物，而是哲学一直以来赖以构成其身份的事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死亡”作为与“疯狂”并...

《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加]伊莎白（Isabel Brown）、俞锡玑著，邵达译，中华书局2013年1月出版，416页，66.00元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借马可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异域的看法：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的、永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当年轻的社会活动家伊莎白（Isabel Crook）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离开加拿大前往兴隆场参加乡村建设实验时，她一定会认同这句箴言的前半部分：兴隆场如镜子一般反射出四川乃至整个中国在抗战时期的农村风习，呈现图景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去甚远。而对于出身小康之家、生活情调丰富的年轻学者来说，她能够在兴隆场看到的，是当地人拥有的一切远少于她的想象，不然她也不会作如此开篇：大多数日子里，兴隆场——一个仅有八十二户人家的小集镇，看上去平淡无奇、缺乏生气，似乎恰是农村单调生活的缩影。兴隆场周围数里以内，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落，百分之九十的人家都居住在简陋的土坯屋里，绝大部分农民挣扎在贫困线上，大约三分之一入不敷出，另有一半勉强糊口。人们的衣服色彩单调，买不起夹衣的穷人要为过冬犯愁。人们的饮食单调，随着物价的上涨，穷人们会加...

苏珊·奈曼（Susan Neiman），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受业于罗尔斯，先后在耶鲁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任哲学教授，现居德国，系波茨坦爱因斯坦论坛（Einstein Forum）负责人，2014年斯宾诺莎奖获得者。奈曼的写作主题涉及启蒙运动、道德哲学、形而上学、当代政治，著有《文火：柏林犹太笔记》（Slow Fire: Jewish Notes from Berlin, 1992, 2010)、《理性的统一：重读康德》（The Unity of Reason: Rereading Kant, 1994）、《现代思想中的恶：另类哲学史》（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02）、《道德明确性：成年观念论者指南》（Moral...

梁其姿（章静绘）香港大学荣休教授，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梁其姿教授长期从事明清社会史和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出版有《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等著作，近年来又转向酱油的文化史研究。近期，她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邀请做了题为“中国酱油的文化历程：日常之物的启示”的系列讲座，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采访中，她指出，酱油的日常化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一环——其商品化、工业化的过程，及其创造文化价值的力量。从酱油这平凡的日常食物中，我们可看到近代中国的大历史。以前您主要做医疗史和慈善方面的研究，然后突然转到酱油这样的食物史研究，表面上看好像觉得跨度非常大。这之间有什么关联吗？梁其姿：差不多七八年前，我的研究兴趣仍在医疗史。我那个时候想做的题目是近代“营养”观念的建构。“营养”在近代中国变得很重要，这与生化知识，如维他命等从西方引入有密切关系。关于这个主题，我也发表了几篇文章，也曾在复旦做过一个关于营养和素食在近代中国的演讲。素食是传统文人的主要饮食内容，吃清淡食物是主流，肉与肥腻的食物被认为很低俗。但是到了近代，吃素慢慢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象征，或者是受“迷信”的佛教的不良影响，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