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dness and Death in Philosophy, by Ferit Güve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19 pp., March 2005二十世纪中期开始，“疯狂”（madness）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界的流行话题。至二十世纪末，在“疯狂”被过度言说后，相关讨论终于迎来了退潮。或许可以说，围绕“疯狂”的研究抚平了这类话题的激进本性。这一现状对于《哲学中的疯狂与死亡》（Madness and Death in Philosophy）的作者费利特·古文（Ferit Güven）来说，正构成了反思“疯狂”问题的契机：如果“疯狂”是现代性的表征，它为何迅速被工具理性压制，沦为学术研究的客体或对象？反之，如果“疯狂”问题具有哲学史意义上的重要性，那其在当代被提出的现象背后，是否涉及更深层的哲学史思维范式的转变？对前一种提问方式的怀疑，促使古文选择后者的路径来重新思考“疯狂”问题。借助“疯狂”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古文希望重新考虑“哲学”本身的构成与限度。他主张，“疯狂”并非终将让位于更流行话题的现代产物，而是哲学一直以来赖以构成其身份的事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死亡”作为与“疯狂”并...

《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加]伊莎白（Isabel Brown）、俞锡玑著，邵达译，中华书局2013年1月出版，416页，66.00元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借马可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异域的看法：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的、永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当年轻的社会活动家伊莎白（Isabel Crook）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离开加拿大前往兴隆场参加乡村建设实验时，她一定会认同这句箴言的前半部分：兴隆场如镜子一般反射出四川乃至整个中国在抗战时期的农村风习，呈现图景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去甚远。而对于出身小康之家、生活情调丰富的年轻学者来说，她能够在兴隆场看到的，是当地人拥有的一切远少于她的想象，不然她也不会作如此开篇：大多数日子里，兴隆场——一个仅有八十二户人家的小集镇，看上去平淡无奇、缺乏生气，似乎恰是农村单调生活的缩影。兴隆场周围数里以内，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落，百分之九十的人家都居住在简陋的土坯屋里，绝大部分农民挣扎在贫困线上，大约三分之一入不敷出，另有一半勉强糊口。人们的衣服色彩单调，买不起夹衣的穷人要为过冬犯愁。人们的饮食单调，随着物价的上涨，穷人们会加...

苏珊·奈曼（Susan Neiman），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受业于罗尔斯，先后在耶鲁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任哲学教授，现居德国，系波茨坦爱因斯坦论坛（Einstein Forum）负责人，2014年斯宾诺莎奖获得者。奈曼的写作主题涉及启蒙运动、道德哲学、形而上学、当代政治，著有《文火：柏林犹太笔记》（Slow Fire: Jewish Notes from Berlin, 1992, 2010)、《理性的统一：重读康德》（The Unity of Reason: Rereading Kant, 1994）、《现代思想中的恶：另类哲学史》（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02）、《道德明确性：成年观念论者指南》（Moral...

梁其姿（章静绘）香港大学荣休教授，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梁其姿教授长期从事明清社会史和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出版有《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等著作，近年来又转向酱油的文化史研究。近期，她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邀请做了题为“中国酱油的文化历程：日常之物的启示”的系列讲座，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采访中，她指出，酱油的日常化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一环——其商品化、工业化的过程，及其创造文化价值的力量。从酱油这平凡的日常食物中，我们可看到近代中国的大历史。以前您主要做医疗史和慈善方面的研究，然后突然转到酱油这样的食物史研究，表面上看好像觉得跨度非常大。这之间有什么关联吗？梁其姿：差不多七八年前，我的研究兴趣仍在医疗史。我那个时候想做的题目是近代“营养”观念的建构。“营养”在近代中国变得很重要，这与生化知识，如维他命等从西方引入有密切关系。关于这个主题，我也发表了几篇文章，也曾在复旦做过一个关于营养和素食在近代中国的演讲。素食是传统文人的主要饮食内容，吃清淡食物是主流，肉与肥腻的食物被认为很低俗。但是到了近代，吃素慢慢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象征，或者是受“迷信”的佛教的不良影响，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

美食家唐鲁孙在《近代曹子建——袁寒云》文中提及风流才子袁二公子，“先后娶了温雪、眉云、无尘、栖琼、小桃红、雪里青、琴韵楼、苏台春、小莺莺、花小兰、高齐云、于佩文、唐志君等妾姬十五六人”。郑逸梅亦在长文《“皇二子”袁寒云的一生》中记其喜冶游，“在津沽上海一带，娶了许多侍姬，如无尘、温雪、栖琼、眉云、小桃红、雪里青、苏台春、琴韵楼、高齐云、小莺莺、花小兰、唐志君、于佩文等都是”，并特为指出：“姬人中之栖琼，梅真夫人极喜欢她，斥私蓄三千金代为脱籍，常和栖琼出观电影。《寒云日记》中，一再提到。另一姬人眉云于民国十八年冬，在天津逝世，克文哭之以联，为侍姬入庙之一人。”今按，唐郑二人与袁氏皆有交游之雅，香港掌故家高伯雨尤对后者高看一眼，曾在1975年香港大华出版社《辛丙秘苑》后记中说他“是克文的老朋友，克文在上海最后那四年中，和他来往频繁”。细审郑氏那段文字，其实是存在问题的。先是那些侍妾与寒云欢好之次序略嫌混乱，这一点或许无可厚非，好在《红玫瑰》第1卷第26号（1925年大年初一即公历1月24日出版）的《文坛清话》里，郑氏列出眉云之前的袁寒云的侍妾，“袁寒云一生多艳福，小莺莺之前为唐志君，知道的人尚多，志君之前，还有昭云、文云、无尘、温雪、艳雪...

Walter Kempowski, An Ordinary Youth, NYRB Classics, November 2023, 476pp瓦尔特·坎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可以说是一位盗贼大师。这位德国作家的十卷本巨著《回声》（Das Echolot，于1993至2005年出版）就像是一个海盗藏宝洞：摘录了无数来自于日记、信件、报纸和官方报告的证词和回忆，主题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套书的书名常被译为“回声”，指的是这些碎片相互碰撞反弹，形成一种不和谐但又具有启示性的喧嚣。在编排中展现其技艺，而天才体现于并置对比之中。坎波夫斯基（1929-2007年）很晚才踏上作家道路，但四十岁后著作颇丰。也许靠别人的资本来建立一个帝国很容易。他即使是在比较传统的小说中，也包含了很多借来的东西：叙事中层层叠叠的小片段和短语、俗语和通称、歌曲段落、广播中的新闻标题和笑话、报道中的零碎文字——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不经意间听到的世界。他的耳朵善于捕捉矛盾和荒诞，即使其主题是严峻的。而那些主题确实经常是严峻的。战争年代锤炼了坎波夫斯基，而战争也从未离开过他。在坎波夫斯基去世之前，他的作品几乎未曾被翻译成英文。这种情况直到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