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读者与社会：工人、女性与农民》， [英] 马丁·里昂（Martyn Lyons）著，张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4年5月，332页，66.00元我们常常会在读史的时候发现若干古今之间的“合辙押韵”处。例如，那些为今人花太多时间在短视频上而痛心疾首者，或许就与那些对底层阶级读了太多书而感到忧心忡忡的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跨越时空的共鸣。他们都担忧“劣质”甚至“有害”的信息使人们走上歧路，因此试图在信息层面上引导社会各阶层服膺于当时的主流文化，或者借用葛兰西的概念：“文化霸权”。二者的区别，只不过是控制的对象从印刷品变成了流媒体而已。以信息控制的方式建立“文化霸权”自古以来就是统治学的核心技术之一，就算是秉持“有教无类”思想的孔老夫子，也会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尽管孔子此言是否真的反映了“愚民思想”尚有争议，但无疑呈现出了一种精英-大众的二分法结构。文化精英阶层负有责无旁贷的引导之职，而大众则有配合、服从或抵抗的选择余地。这种控制、服从与反抗之间的张力，就构成了上述“合辙押韵”中相似的“辙宽”与“韵脚”。马丁·里昂在《19世纪法国读者与社会：工人、女性和农民》中，为读者呈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围...

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一每周，我开着一辆旧日本车，揣着一颗新中国心，穿梭在波士顿郊外的各市镇，去数学课外班接女儿（多么“东亚家长”的剧情！）。有时，初秋的斜阳正好，我路过一片树林，心头一动，禁不住拐出大路。接近黄昏，松巅的夕阳更显珍贵，透过树影，我已看到那一汪湖水。水上的候鸟还没有迁走吧？我停了车，却没关发动机，犹豫着，是不是应该绕着湖在林中散步或慢跑。我知道垂钓者正在享受一天结束后的安宁，甚至能听见遛狗人在林中沙土路上的脚步声。但周围朝向高速路的车流，却又提示着下班晚高峰的紧迫。我调转车头，继续赶路，而这“暂驻”的片刻，竟让我想起了罗伯特·弗罗斯特《雪夜林间暂驻》诗句——可爱的林子里既深且暗，但我还有约定必须履行，睡前还有漫长的路要赶，睡前还有漫长的路要赶。（杨铁军译本，以下不再注明）《林间空地》修订版，[美]弗罗斯特著，杨铁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588页，56.00元对啊，我“还有漫长的路要赶”。开始读罗伯特·弗罗斯特，是世纪初我读本科的时候。看过一系列短诗译作后，记得大二2000年秋，我在图书馆架子上撞见一本美国诗歌教材，桂冠诗人唐纳德·霍尔（Donald...

《诊所在别处：成瘾人类学和药物依赖下的青少年》[美]托德·迈耶斯著，姚雨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4年5月出版，248页，55.00元美国药物滥用正在撕裂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社区和友谊。近年来，新的药物疗法既带来了康复的新希望，也引发了对药物滥用的担忧。当走出诊所后，这些青少年药物成瘾者的生活将被如何重塑？药物依赖的“治愈”的可能性在哪？美国人类学家托德·迈耶斯（Todd Meyers）在三年时间内追踪了巴尔的摩不同身份背景的青少年接受药物治疗的经历，尝试重新讨论药物依赖，以及这种成瘾的生活经历如何超越了对于药物治疗“成功”和“失败”的二元分类，从而开启关于生命和健康的哲学对话。托德·迈耶斯目前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医学研究的玛乔丽·布朗夫曼讲席教授，在医学院和人类学系教授课程，他的教育背景有些“跨界”，曾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接受人类学和公共卫生科学的训练，并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艺术。他著有《一切都不是她》（All...

《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1788-1901）》，乔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271页，98.00元素知首都师范大学乔瑜教授在澳大利亚农业史领域深耕多年，造诣颇深，但还是从兰州大学张景平教授处才得知其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张教授是中国干旱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知名专家，曾负责或参与西北多个干旱区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的项目。他说与多方面的国际同行交流后，发现澳大利亚的经验最有启示性，而在国内学界，乔瑜老师的研究也提供了丰富线索。现在阅毕乔老师的新作《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我认为她确实推出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农业环境史研究。一当今寰宇，澳大利亚以宜居形象著称。但真正居住过的人都知道，澳大利亚的宜居之地屈指可数，通常是拉满鸟屎，而其余大部分地方是鸟不拉屎。自1788年英国开始殖民，迄今澳大利亚人口不过两千五百万，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悉尼、墨尔本等统统是温带海港。这绝不是因为移民们温良谦恭让，而是因为内陆土地贫瘠，干旱缺水。出于政治原因，澳大利亚联邦诞生后选择在相对内陆的堪培拉兴建首都，其最大的市政工程就是截留一条小河，然后悉心养护近四十年，终于造出一座人工湖。我对第一次造访堪培拉的时间记忆犹新，那是...

Blood in the Machine: The Origins of the Rebellion Against Big Tech, Brain Mercha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September 2023, 496 PPDall-e为我作画，Suno为我谱曲，Sora为我生成电影，DeepL负责外文翻译，Autopilot替我开车，ChatGPT陪我聊天……AI时代的乐天派们，可以畅想一个消费型的AI未来。但忧患派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更要紧的问题：谁来给我发工资？上述AI技术的全面应用，会让我下岗失业吗？《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作家布莱恩·莫钦（Brain Merchant）无疑属于忧患派。2023年，莫钦出版了《机器中的血》（Blood in the...

《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美]白凯著，刘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276页，78.00元从一件继承纠纷案说起1933年，三十五岁的梁国桢为遗产继承问题而向北平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她的丈夫王汝贤于1922年去世，梁国桢尽管是王汝贤的小妾，但她此时就开始掌管家业，当时全部家庭成员包括梁国桢本人和她的幼子王元隽，另一位小妾彭世桢及她的女儿王元昭，加上两位养子王元鸣、王元义。引发这场官司的直接原因是梁国桢的儿子于1932年去世，梁国桢指控两个现在已经成人的养子霸占家产，他们拒绝赡养她和彭世桢，当然也拒绝扶养尚未成人的王元昭，梁氏请求法庭将财产在家庭成员中分割。她提出，她本人在本案中有特别的权利，因为她的儿子已死且未婚无子女，所以她应根据民法得到他的继承份额。两位养子对此争论道：他们的父亲死于民国民法施行之前，所以本案应该按照旧的法律来判决，梁氏作为小妾，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来继承她儿子的遗产份额。而法院则按照王元隽死时的法律，作出支持梁氏的判决。在法院看来，虽然父亲去世的日期对决定如何在孩子间分割遗产是重要的，但梁氏的儿子去世的日期对决定梁氏能否继承财产才是真正的关键，根据王元隽死时的法律，其生母梁氏完全有权继...